林文月的翻譯人生:“人生是一場直覺”

　　《源氏物語》最著名的兩個中文譯本，一個是豐子愷版，一個是林文月版。關於豐譯好還是林譯好，學術界至今爭論不休。
　　林文月的表弟是連戰，外祖父是連橫，老師是台靜農，她家中的客廳裏常常往來林海音、董橋等人的身影。台灣大學有一座“望月樓”，有人玩笑說——望的就是林文月。
　　林文月也是《源氏物語》的翻譯者。
　　1978年12月的某個台北冬夜，林文月終於翻譯完成《源氏物語》全本五十四帖。丈夫和一雙兒女已經沉沉睡下，從窗口遠眺過去，整個台北都在安眠，只剩下稀稀落落的燈光。
　　“我當時感覺紫式部就站在我身後。”
　　從1973年開始，曆經五年半，這部日本平安時代的巨著終於翻譯成為中文。
　　這五年半以來，她的寫字桌面布局從未改變：書桌正中間放著《源氏物語》古文的底本;在一邊放著三種日本現代譯文的《源氏物語》——與謝野晶子、穀崎潤一郎和円地文子的譯本;古文底本下面則放著兩種英譯本：英國人阿瑟·韋利的《源氏的傳說》(The Tale of Genji)，以及美國人塞登史迪克的譯本。
　　平時她備課、或給家人老師寫信，就直接壓在這層層疊疊各種《源氏物語》書籍之上。這張書桌五年半一直如此布置，紋絲不動。
　　2012年10月底，林文月第一次來到北京，站在北大的講台上，下面滿滿一階梯教室大學生。她此次來的目的是主講北京大學中文系的“魯迅人文講座”。這一系列講座成立於北大中文系系慶100周年，用魯迅來命名是為表達對這位曾任教於北大中文系的文學巨擘的敬意，演講嘉賓多為大陸及港澳台的退休教授。在演講中，她並沒有多談《源氏物語》的翻譯，反而是講了她的兩篇回憶性的散文：《江灣路憶往》以及《我所認識的劉呐鷗》，回憶她童年時期在上海日占區的生活。
　　沒有禮節性的寒暄，她的開場白是：“教書的時候我都是站著的，今天我還是站到不能站為止吧。”全體鼓掌。這一年她已79歲。
　　“我到底是哪裏的人”
　　小時候，長期生活在上海日租界的林文月始終以為自己是個日本人。
　　父親林伯奏在日本三井物產株式會社做事，而在當時的上海，台灣人一律入日本籍，是日本公民。在家中，林文月和父親說日語，和母親偶爾講一點點台灣話，和家裏的娘姨則講上海話。而“正式場合，全家對外講的都是日本話”。
　　到1942年，二戰進行到了轉折點，日本節節敗退。年幼的林文月對日本戰況毫不知情，只不過暗暗發覺時常有同學隨家人離開上海返回日本。她覺得奇怪。有些同學會告知她，互相交換臨別禮物，有些同學則是默默消失了。
　　1945年8月14日正午，日本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向所有日本人下達了實行無條件投降的詔書。13歲的林文月跟著學校的老師同學聽著廣播，大家一起抱頭痛哭。
　　沒過幾天，林文月忽然被告知：自己是戰勝國一方。日租界裏的台灣人，每人都被分到一面中國國旗，人們奔走相告：趕緊把日本的太陽旗燒掉。
　　直到家門口掛上中國國旗，林文月才懵懵懂懂：哦，原來我是中國人。
　　“過了兩天，我父親就帶著我，跟一群在上海的台灣人去掛中國國旗。當天我穿的還是日本學校的制服，真是荒誕。”
　　1945年夏天的日租界一片混亂，趾高氣揚的日本人變為喪家之犬。本地的上海人反過來對剩下來的日本人進行辱罵和搶劫。
　　“許多上海當地的男女，爭先恐後地湧入日本人的住宅內。有一家人的餐桌和椅子被扛出來……鋼琴被抬走了……一箱一箱的衣物被搬出屋外。從前看不起‘支那人’的日本人，一個個低聲下氣，連討饒都不敢，全家人蜷縮在一隅。”這一切，在林文月眼中看來是那麼地虛幻而又真實。
　　林文月全家都被鎖定在日租界，不能隨便跑出去。日租界的日本人大部分早已撤退，留下來的台灣人變成了眾矢之的，成為攻擊對象。
　　由於林伯奏在日本公司供職，林家門口被貼上封條，上書“東洋鬼子的走狗”。林伯奏覺得局勢混亂，無法再在上海停留。於是，他匆匆帶著全家遠渡台灣，連在上海的房產都未曾來得及處理。林文月甚至沒來得及和任何同學告別。
　　在遠渡的輪船上，林文月第一次見到九歲的表弟連戰。在當時的林文月眼中，連戰是個粗野的小家夥，拿到一根蘿卜洗都不洗，放在腋下毛衣上擦一擦直接就啃。
　　到了台灣，“身份”依舊是林文月的一個困擾。
　　“我台灣的同學又覺得我是從上海來的。他們不停問我：上海長什麼樣?聽說上海的鍾都是用金做的，真的嗎?”林文月回憶說。
　　林文月台語完全不好，想要融入當地必須趕緊學會台灣話(閩南話)。二戰之後的台灣禁止使用日語，學校裏老師們用台語向學生教授國語——雖然那些老師也非常吃力，他們的國語同樣不夠用。
　　小學六年級的林文月突然需要同時適應兩種新語言。在她的腦中不斷地把國語翻譯成日語，把日語翻譯成台語，顛來倒去。“這是我翻譯經驗的開始。”林文月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刀片刮出的“中文系”
　　“有巧合，才會想到曆史有那麼多機緣。”林文月說。
　　就在林文月一家登陸台灣島的七個月之後，1946年10月，台靜農拿著台灣大學的聘書從四川江津趕赴台灣，“支援台灣建設”。當時的台靜農從未想到自己的後半生會一直在台灣度過。他曾作詩：“丹心白發蕭條甚，板屋盈書未是家。”不料最終他人生的歸宿地就是台北。
　　13歲的林文月也從未想到，六年後她將見到影響到她一生的恩師。這個人是和她同年來到台灣的。
　　到達台灣後的林文月進入台北第二女中，班上四十多個女生。由於成績優異，她始終做班長。填報大學志願的時候，班長負責收取大家的志願表格。
　　1952年的台灣只有三所大學：台灣大學、台灣師范大學、淡江英專。在當時，讀外文系對女孩子來說是“最為摩登的選擇”，林文月也不例外地填了台大外文系。在收取全班志願表格的時候，她發現四十多個女生中幾乎全部都填了外文系，僅有一個人選擇了哲學系。
　　林文月頓覺沒意思。“怎麼每個人都跟我一樣，真俗氣。”
　　鋼筆填寫的表格很難進行大幅度的改動，她用刀片刮——想了一個最快捷的辦法：刮掉“外”字，寫上“中”字。“外文系改成中文系最快了。”
　　這一“刮”，把林文月刮到了台大中文系系主任台靜農那裏。
　　在林文月的記憶中，師生關系總是親密而隨便的。她從未事先打過電話，總是隨隨便便地就按老師家的電鈴跑去玩。台靜農當時居住在台北溫州街十八巷六號，是日式房屋，門廳有很高的台階。台靜農每每需要走下來給她開門。
　　台靜農喜歡喝酒。某些黃昏，林文月從大學下課去拜訪他家，日光西下時分台靜農一人獨飲，看到林文月來了，就對她說：“來，你也來喝一點吧。”
　　林文月跟著台靜農學會了抽煙、喝酒。“我們在一起就喝茶、聊天、抽煙。有時候他送我打火機，送我香煙，送我酒。”林文月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我當時學抽煙就是圖個好玩。”
　　林文月生兒育女，她的女兒和兒子都叫台靜農“台公公”，叫台靜農的太太“台奶奶”。台靜農家裏的貓成了林文月兒女兒時的玩伴，孩子們往往下了學就直接奔往溫州街台靜農的家。
　　冷戰年代，台靜農的身份非常特殊，對於曾經的文學創作和其恩師魯迅，他始終閉口不談。“台先生曾被關起來三次，他很敏感。台大的巷子裏曾有一個亭子，大家都知道裏面有跟蹤和觀察的人在。”甚至，當年的林文月根本就不知道她的老師在大陸曾經是一個名聲斐然的小說家。
　　林文月大學一年級念完，想回去念外文系：“我不知道中文系念出來到底會怎麼樣”——那個志願書畢竟是一時賭氣。
　　台靜農知道了，叫林文月來辦公室，對她說：“你幹嘛啊，功底不錯，好好地接著念吧，別轉系了。”
　　一句話就堵住了林文月的嘴，她就此再也“沒好意思”提轉系的事情。
　　台大中文系本科四年念完，林文月並未想到要做學術。她想：留校做個助教就挺好。
　　結果反而是台靜農著急了，叫來台大文學院院長，催著林文月去報考研究生班。
　　“可是當時很多人已經在准備了。我什麼都沒做，真的來不及了。”如此，林文月又“懵懵懂懂”地硬著頭皮趕緊准備考試。大四畢業時候，她正在戀愛，她對當時的男友說：“這兩個星期你別來找我，我必須拼命准備考試。”她輕松考取。
　　1978年，林文月翻譯完畢《源氏物語》，單行本陸續全部出版，第一時間想要送書給台靜農。台靜農對她說：“你別送我精裝本。那個好重。我是真的要看你的書。我一般看書都躺在床上看。你給我簡裝本，我拿著也輕松點。”
　　台靜農於1990年在台北溫州街老宅去世。現在問起林文月對“台先生”的印象，她說：“我給他畫過畫像，我記得他的老年斑。”
　　誰敢翻譯《源氏物語》
　　翻譯《源氏物語》，源於林文月“偶然”參加的一次在京都舉行的日本文學學術研討會。她寫了一篇比較《源氏物語》與《長恨歌》的論文，在論文附錄後面翻譯了《源氏物語》的第一帖《桐壺》。
　　論文在台灣結集出版後，附錄的翻譯出乎意料大受讀者歡迎。編輯跟林文月商量：可不可以接著把《源氏物語》逐帖翻譯出來?
　　《源氏物語》在日本的地位有如《紅樓夢》之於中國，日本的翻譯家把它從古文翻譯到現代文都異常審慎，非名家大家不敢貿然。文學家穀崎潤一郎曾用30年時間三次修訂才終成其稿。川端康成去世前，也曾對《源氏物語》的翻譯躍躍欲試，最終未能如願。
　　“他們說我的日語是小學五年級以前學的。小學五年級的水平，怎麼敢翻譯《源氏物語》?”林文月說，聽說自己來翻譯《源氏物語》，當時的學界有不少質疑。
　　雖然帶著一雙兒女，還要教書，林文月還是一如之前考研究生班那樣“硬著頭皮”答應了。於是，她就又“稀裏糊塗”地開始了這樣一次難度極高的巨著翻譯。
　　翻譯是在一切時間罅隙中進行的。有時晚上要參加一個宴會，宴會前她還得翻譯半個小時。“我母親就像一部上了發條的機器。”林文月的女兒郭思敏曾這樣形容她。
　　台靜農曾勸林文月，不用一期不落每次都趕在截稿日之前翻譯完畢。林文月的態度是：“我不允許自己有‘來不及’這種問題。”
　　《源氏物語》描繪平安時代的日本宮廷生活，時期大致與北宋初期平行。“物語”原是日本宮廷之中講故事的方式，講故事的人多為有文藝修養的女官，拿著一卷圖畫，向聽眾描述圖畫內容與故事情節，聽者多為帝王後宮。這是一種精致婉約，極貴族化，也極女性化的文學產物，講求的是優雅從容的貴族情調。
　　“物語”是一種圖畫性非常強的文學形式，講故事的人往往不厭其煩地把畫面上所畫的庭院花卉、宮殿布置、人物服飾等等進行細節描述——這就帶來了麻煩。
　　“《源氏物語》裏面有很多沒有辦法翻譯的。譬如說一件衣服的織法、染法。還有植物花草與香料的古日文……平安時代的日本人對品物的分類實在太細膩了。我實在不知道這些植物的名稱該怎麼翻譯。我甚至經常跑去問台大植物系的教授，他給我的是學術名稱。可是這也不好在小說裏面出現啊。”林文月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林文月想了兩個法子：第一，有中文古代稱謂的就還原中文，比如“底衫”、“皮裘”;第二，直接保留日文中的漢字原貌，如“朝顏”(牽牛花)、“上席”(榻榻米上所鋪的錦緞)、“黑方”(一種日本香料)，在文後加上詳細注釋。
　　《源氏物語》裏面夾雜著無數“和歌”，一種古典日本詩歌形式，一般分為三個短句，語言節奏為“五個音節—七個音節—五個音節—七個音節—五個音節”，簡稱為“五七五七七”。怎樣翻譯“和歌”?
　　“我想我要告訴讀者，這是一種異國的東西。所以用了一種類似於楚辭而又不是楚辭的方式。日語的感覺像小提琴，不像中國古文那樣，是硬的，是鋼琴。每首和歌我用三行，看起來有日本文的味道。”
　　1973年兩岸互不相通，林文月並不知道對岸的豐子愷已經翻譯完成《源氏物語》。而豐譯版也的確壓著直到1980年才得見天日。林文月毫無參考。
　　豐子愷用唐朝傳奇宋朝話本的筆法去翻譯《源氏物語》，用字講求平白利落。其中和歌部分則處理為五言詩。同樣翻譯一首和歌，豐子愷做出來的版本是：“欲望宮牆月，啼多淚眼昏。遙憶荒郊裏，哪得見光明。”在林文月這裏則呈現為：“雲掩翳兮月朦朧/清輝不及荒郊舍/獨有一人兮懷苦衷。”
　　對於“豐譯”好還是“林譯”好的爭論已經持續很久。林文月自己的說法是：“每一個譯者你都可以罵，沒有一個完美的例子。第一，我很敬佩豐子愷先生的全譯，沒有偷工減料。另外，我想在那樣子的年代和情況下，他沒有太多的參考書。如果我當年知道豐子愷這樣的大家已經完成了中文翻譯，我大概會不敢提筆。”
　　林文月翻譯的《源氏物語》第一版在台灣很快售罄。到第三年(1982年)，第二版也售罄。為了證明自己“不是小學五年級的日語水平”，此後她又陸續翻譯了日本平安時代最為著名的一批古典文學：《枕草子》、《和泉式部日記》、《伊勢物語》。
　　間雜地，林文月寫些散文小品，平時在家作為主婦在廚房烹飪煮飯之際，也能寫出一本《飲膳劄記》，開了台灣一代飲食散文的風氣。從古典文學以及現代文學中汲取養分，模擬各類經典散文的寫作手法，回憶家族往事，她又寫了《擬古》。在北大的講座中所重點談及的《江灣路憶往》就出自《擬古》一集。
　　“我考台大中文系，後來寫謝靈運，又翻譯《源氏物語》，我覺得都不足為外人道，因為這些事情起初的機緣實太可笑了。”林文月最後說，“人生是一場直覺。我始終都是靠‘直覺’。然而‘直覺’之外，其實你是自己有所准備的，只是你自己不那麼清楚。”